重庆解放前，我党派人联系四川军阀杨森，并提出了4个要求。杨森表示：我只能保证我的部队撤离重庆时不破坏城市，骚扰百姓，其他条件都不可能答应。
主要信源：（新闻中心——冒险策反保卫西南工商重镇重庆）
1949年深秋，解放战争的烽烟席卷中国西南。
在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雷霆万钧的攻势下，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，其盘踞在四川等地的残余势力惶惶不可终日。
值此历史关口，许多国民党军政人员面临前途抉择，阵前起义者众多。
当盘踞重庆的国民党重要将领、时任重庆市市长兼卫戍总司令的杨森.
也透过渠道向解放军统帅刘伯承传递“起义”意向时，他得到的却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回应。
这段往事的根源，深埋在20多年的历史风云之中.
它与一个人的品性、一段失败的起义，和一位元帅洞若观火的识人之明紧密相连。
若要理解刘伯承在1949年对杨森“起义”请求的决绝态度，需将目光回溯至1920年代。
彼时国共合作进行北伐，四川地区军阀林立，杨森便是其中实力雄厚的一支。
他坐拥重兵，控制川东门户万县，在南北势力间首鼠两端，一切行动皆以扩充自身实力、攫取利益为最高准则。
1926年底至1927年初，为策应北伐，中国共产党人杨闇公、刘伯承等人领导了著名的泸州、顺庆起义。
起义之初声势颇大，但很快遭到四川各路军阀的联合围攻。
正是在此期间，杨森的真实面目暴露无遗。
起义军陷入困境时，曾对坐镇万县的杨森抱有联合幻想，期望他能施以援手或至少保持中立。
杨森虽表面与中共方面有所接触，甚至邀请过刘伯承等人商谈，实则完全基于自身利害算计。
当蒋介石势力明确反共，并许以利益后，杨森迅速倒向蒋介石一方，对处境艰难的泸州起义军坐视不理，甚至暗含觊觎之心。
他这种见风使舵、唯利是图的行径，直接导致了起义军陷入孤立，最终起义失败，许多革命志士牺牲。
作为起义的主要军事指挥者，刘伯承亲身经历了从争取、失望到认清杨森本质的全过程。
杨森的摇摆、投机与背叛，给刘伯承留下了极其深刻而负面的印象。
这段惨痛的经历，如同烙印般刻在刘伯承的记忆里。
让他透彻地看清了杨森作为旧式军阀的生存逻辑，毫无政治原则，一切以保存实力和个人私利为转移。
时光流转至1949年11月，刘伯承与邓小平率第二野战军挺进大西南，兵锋直指重庆。
为减少破坏、保护古城和人民生命财产，中共方面对国民党军政人员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。
发布了号召起义投诚的“四项忠告”，成功争取了卢汉、刘文辉、邓锡侯、潘文华、郭汝瑰等大批将领起义。
对于坐镇重庆的杨森，解放军也尝试进行争取。
刘伯承通过杨森的旧交鲜英等人传话，提出了明确要求。
生擒蒋介石、保护被关押在渣滓洞等地的革命志士、保护重庆重要工厂设施免遭破坏。
这既是给予杨森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，也是对其诚意的考验。
杨森的回应完全印证了刘伯承对他早已形成的判断。
他先是推诿塞责，声称无力完成生擒蒋介石等任务.
继而竟在城池将破之际，向解放军索要三千根金条作为“补偿”，其贪婪本性在生死存亡关头依然不减。
解放军为争取其不在撤退时进行大规模破坏。
曾送去五千银元，杨森方在破坏行动上稍有收敛，但这也仅仅是一场交易。
及至重庆外围已破，国民党大势已去，杨森见风使舵的本性再次发作，慌忙派人向刘伯承表示愿意“起义”。
但附加了一个极为可笑的条件：要求解放军保护他的个人财产。
此时，他的“起义”已毫无政治转向的意味，纯粹是穷途末路下企图保全私产的投机行为。
面对杨森这份迟来且充满算计的“起义”请求，刘伯承的回应是坚决而轻蔑的拒绝。
这份拒绝，并非出于单纯的个人好恶。
而是基于对杨森其人二十多年政治品行的深刻了解，是基于对“起义”这一光荣行动严肃性的维护。
在刘伯承看来，杨森根本不具备起义者应有的政治觉悟和改过诚意。
他的所谓“起义”，不过是重演20多年前的故技，是一次彻头彻尾的投机。
接受这样的“起义”，既是对那些真正弃暗投明者的不公，也无法对历史、对在泸顺起义中牺牲的战友交代。
历史也证明了刘伯承判断的准确性，杨森在逃离重庆时，为阻挠追击，竟悍然炸毁身后的公路。
因此，1949年刘伯承对杨森“起义”的拒绝，是一个早已写就的答案。
它超越了当时一时的军事策略考量，是历史对投机者的一次总清算，是一位睿智的统帅基于对人性与历史深刻洞察所作出的必然选择。
在历史洪流的转折处，个人的品格与过往的行迹，最终会决定他被历史接纳或抛弃的方式。
任何试图在关键时刻以投机取巧来改写历史评价的行为，在真正的历史洞察力面前，终将无所遁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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